【记】永远的红色记忆——拜谒遵义会议纪念馆

2024年07月27日 BB视讯

  81年前,在黔北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西合璧的两层灰砖楼上,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从此开启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

  遵义会议的历史,人们早已从课本和艺术作品熟悉,但实地寻访,仍然让本报记者感到强烈的震撼。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这幢二层楼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作了副报告。进行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越越显示其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说。

  实地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从槐树掩映的侧门进入遵义会议会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到30方米的客厅。就是在这间原民黔军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会客室里,一个影响了革命走向的历史性会议作出了历史性决议。

  记者努力想象着那一刻的场景。在那个风雨如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一群衣衫破旧的的骨干分子,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这需要多么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砖木楼房。会议室在会址二层,呈长方形,面积27方米,室内陈设基本复制了当年开会时的原貌。屋子正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油灯,屋子的壁设置了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西壁是一排玻璃窗,屋子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围着一圈折叠靠背椅,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

  81年前那场决定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仿佛刚刚结束。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门前的大门正上方,挂着一块黑漆金匾,上面遵义会议会址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俏俊飘逸豪放酣畅。讲解员任婷说纪念馆玻璃柜里面的题字,是1964年主席在北京题写的,这是主席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一幅题字,这个题字是非常珍贵的。我们遵义会议会址门匾上也就是这6个大字,这个门匾也被誉为‘华第一匾’。

  如今,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的原件保存在档案馆。

  有关寻找会址的过程还有一段故事。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

  原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史专家费侃如,披露了当初寻找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种种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先是根据一些同志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根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的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的档案线索,有关人员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边环境保护起,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总书记副总理的,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书记处候补书记办主任杨尚昆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据当时随行采访的记者事后发表的报道记述,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

  一行仔细地察看楼下的每一间屋子。随后,他们踏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过道客厅时,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从纪念馆出,一行又走进遵义天主堂,发现那里原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他们在子里找到了当年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所住的房间,还找到了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的的编辑部。

  故居再现担架上的春光

  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人!

  2015年1月15日,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年之际,经改扩建的遵义会议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展陈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光辉永存5个部分,运用大量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和雕塑场景模拟并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了这段光辉的历史。

  长征出发前,最高三人团决定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其时,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

  在看,转移途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当时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今,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部分,本报记者找到了位于新城幸福巷的张闻天王稼祥故居。

  2001年,该旧址保护范围扩大,新建一幢两层楼房。楼下是担架上的春光遵义会议准备工作杂陈,楼上是像章展。

  2003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请著名雕塑家在这里塑起了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的雕像。

  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后,军委纵队随即于1月9日入城。领导成员立即忙着为这次会议做准备。当时,队三人团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这是一幢建筑精致的二层楼房。张闻天住楼下西厢房。他的楼上是的住处。对面,楼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们三人住下以后,围绕即将召开的会议主题进行了商议。张闻天根据商议的意见写成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

  据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薛庆超介绍,遵义会议上,发言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王稼祥第一个挺身而出,主张由出领导指挥红军,为确立在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展陈史料显示,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团师连队时,很多指挥员战士都激动得流下眼泪。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罗荣桓听取遵义会议精神传达时,眼睛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缓缓地擦着。朱德曾为遵义会议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但是,有关遵义会议的记录失落了。薛庆超分析说,红军长征的时候,领导机关曾经把的秘密文件装在几个铁皮箱子里,红军冲锋陷阵,四渡赤水时,有几匹骡马受惊跌倒在赤水河里,和它们驮的铁皮箱子一起被激流冲走了。遵义会议记录可能就在其。

  另一种可能是1947年民军队进攻延安的时候,机关曾经把大批文件装进一批经过防潮处理的箱子,运到延安附的深山老林里面,挖了深深的大坑,秘密地掩埋起。后,等到大家想到这件事,派人到延安附寻找这批秘密文件的时候,发现经过多次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已经把原所有的痕迹冲刷得一干二净。所以,这批文件就永远埋藏在延安附的土地里了。

  遵义的许多故居地从此染红

  1861年,法传教士傅第业·沙布林首次到遵义城,在杨柳街租用一间民房作为临时教堂,开始坐堂传教,成为遵义天主教第一位本堂神父。翌年,他在杨柳街北端购得一片土地,并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开始兴建正式教堂,两年后落成。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遵义,将其总政治部机关设于天主教堂内,并在教堂内召开各界民众代表大会。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结束后,红军总政治部在天主教堂召开大会,由,张闻天等人向红军营以上军官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此后还在这里举行赤色工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回山乡革命委员会等机构组织的成立大会,天主教堂从此染红。

  1978年,家文物局拨专款对老教堂进行维修,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将原建筑砖木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后期又在教堂内部神父布道的位置增设等人的雕像。该教堂现为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旧址的组成部分,也是我热门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

  华苏维埃家银行旧址位于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旧址原是民黔军25军副军长犹才的私宅 ,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坡屋顶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1155方米。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后,为了保证部队的后勤供给,红军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当时,由于战争频繁,红军到达遵义时,值钱的西已经不多,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银行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

  遵义是红军长征唯一正式发行过苏维埃币的地方。遵义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告诉记者,因为当时遵义城里有1万多名红军,每个红军身上都有苏维埃币,所以一旦决定发行使用苏区纸币后,它很快就流通起了。

  最让遵义百姓感动的是,由于当时抗战的需要,无法在遵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在遵义待的时间并不长。为使群众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致受到损失,华苏维埃家银行在红军各驻地及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兑换处,用食盐米布匹等物资和光洋换回民众手的红军票。

  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没征委员会和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冒着白色恐怖留存下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我军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2002年1月15日,遵义会议纪念馆在旧址楼上推出肩挑的银行华苏维埃和家银行长征在遵义专题陈列,使旧址成为展示我新成立前金融工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场所。

  徐静,贵州省委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一次会上专门介绍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留下的文化遗

  有人说,贵州的一个重要文化标记就是有一栋楼,这特指遵义会议会址。但是,如果把遵义会议看成是一个系列,那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栋楼,而是很多栋楼,具体包括黎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会址。

  其次是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战斗遗址。因为有了黎会议,红军才会向黔北进军;因为有了猴场会议,才会有强渡乌江战斗;因为有了遵义会议等之后的系列会议,才会有一渡赤水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行动,才有了遵义战役的胜利,四渡赤水的胜利。这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

  在遵义城,与红军有关的地名和建筑特别多,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巷红军学校等达数十处。遵义市的湘江河岸亲水台边,还修建了一组1公里长的雕塑群,展现长征路上的多场激烈战斗。人们从这里也能读到朱德等领袖和红军将领聂荣臻袁肖华的诗词。

  最有意义的是,市区凤凰山旁的龙山,因为山上建有2000多名牺牲在黔北的红军烈士墓萍将军纪念碑等,数十年,已经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山。从山下拾级而上,有一座30多米高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

上一篇:【推广】抖音佐晨 抖音王二孃 下一篇:【汇总】昆明房地产业公司黄页